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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堡之变,明朝三大营覆没,究竟谁该为此负责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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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由盛转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
一般认为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节点。

但实际上,早在明宣宗时期,明朝的国势就已经出现了衰落的苗头。

1425年五月,明仁宗朱高炽驾崩。

同年六月二十七日,太子朱瞻基在北京登基,年号宣德,是为明宣宗。

宣宗即位不久后,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。

这一事件没有引起太大风波,朱高煦造反,从头至尾就是一场闹剧。

宣宗亲率大军征讨,很快便平定叛乱。

但是,朱高煦叛乱被镇压后还没两月,安南土著又造反了。

这场叛乱,可就不是闹剧了。

1426年十月,安南豪强黎利广交豪杰之士,召募流亡群众,引兵攻打河内。

宣宗得到奏报,任命武义伯王通为征夷大将军,领兵五万征讨。

王通是靖难名将王真的儿子,朱棣曾评价王真:“奋武如王真,何功不成!不死,功当冠诸将。”

有这么一位勇冠三军的父亲,王通很早便得以统领兵马。

朱棣北伐鞑靼,王通两次随从出塞,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。

按理说,宣宗派这么一位经验老道的将领出征,平叛是十拿九稳的事。

可是,王通率军征讨的结果却是惨败。

有多惨呢?

按照越南史料记载,明军在崒洞(越南和平省)遭遇安南军伏击,全军覆灭。

也就是五万人全部战死。

当然,越南史料向来喜欢注水,可信度不高。

可即便是按照《明史·王通传》的记载,明军的损失也很惨,战死了“二三万人”。

(王)通引军与瑛,合至应平之宁桥中伏,军大溃,死者二三万人,尚书陈洽与焉。

注意,是战死两三万,不是死伤两三万。

想当年,明军征讨蒙古,最多也就是战死三四万。

现如今,打一个小小安南,竟然就战死了两三万。

崒洞之战后,安南战事恶化。黎利的部队控制了安南大部分地区,而明军在王通率领下,只能龟缩于河内等几个被包围的大城市。

为了扭转不利局面,宣宗任命黔国公沐晟为征南大将军,安远侯柳升为征虏副将军,率军十万,增援王通。

与王通一样,沐晟和柳升也非籍籍无名之辈。

沐晟是黔宁王沐英的次子,早年曾追随英国公张辅征讨安南。

柳升是火器专家,组建了中国历史上首支正规编制的“炮兵”。

朱棣五次征讨蒙古,柳升都有参与,且屡立战功。

比如朱棣第二次北征瓦剌,与马哈木血战于忽兰忽失温时,就是柳升率神机营顶住了瓦剌骑兵的第一波攻势,为朱棣排兵布阵争取宝贵时间,明军最终大败瓦剌铁骑。

宣宗派沐晟和柳升出马,足以说明他对安南战事的重视程度。

可以说,宣宗是把自己手上最好的牌都打出去了。

然而,两员老将出马的结果,依旧是惨败。

1427年九月二十日,柳升率军在支棱关(位于谅山省)遭遇伏击,当场战死。

柳升阴沟里翻船后,黎利派人将柳升的印信送交给沐晟。

沐晟见到印信,知道继续前进,必然也是同样下场,只得黯然下令撤军。

到了十月,王通获悉沐晟退兵的消息,心里是哇凉哇凉。

等不来援军,王通也也办法。无可奈何之下,他便主动与黎利谈判,表示愿意撤军。

就这样,明朝在占领安南二十一年后,又丢掉了这片土地。

1428年初,王通“丧师弃地”的消息传到京城,举国哗然。

御史们纷纷上奏,弹劾王通,希望明宣宗对其处以极刑。

同样的,沐晟也以“逗留及丧师辱国罪”,遭到百官弹劾。

按理来讲,丢了一个省,就算处以极刑也不过分。

不过,由于宣宗此时已经有了放弃交趾的想法。

所以沐晟、王通等人最后均是从轻发落。

沐晟只是被宣宗收回了宝印,以示惩戒。

王通则被革除爵位,贬为庶民。

宣宗默许安南独立,对当时乃至后世而言,可谓挖了个大坑。

就在同一年,安南独立的消息传到缅甸,引发地缘政治地震。

担任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的思任发产生错觉。

他觉得黎利可以反叛,最终脱离大明独立。自己也可以。

思任发也想独立,于是,明朝的西南也乱了。

当然,思任发此时闹出的动静还不大。麓川的大规模叛乱,还要等到十年后。

大明的南方存在各种问题,同时期的北方,问题也不少。

由于宣宗的判断错误,明朝对瓦剌崛起缺乏警惕,只是一味的对鞑靼进行打击。

宣宗的这种误判,最终导致瓦剌吞并鞑靼,在漠北做大做强。

除了对瓦剌崛起不作为外,宣宗对边军的整顿工作做得也不到位。

据《明宣宗实录》记载,宣德八年(1433年)十一月,山东巡按张聪至辽东巡视,竟然发现山海关的守备兵力仅五六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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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当张聪叫来守将问话,守将竟然大白天说鬼话,表示“俱有差遣”。

海州卫官军旧有定数,今阅教场全废,操练守门者止二三人,守山海关者仅五六人,又南海口旧置官军一百三十人,今存者惟老疾军五人。比询指挥使俞通等,皆称各军俱有差遣,苟且支吾。

你敢信吗?山海关如此重要的战略重地,守军竟然是个位数!

而守将对此竟然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敷衍态度。

鞑靼、瓦剌若是此时入侵,就靠这几个大头兵能干什么?

后来,边军贪污腐化的问题愈演愈烈,宣宗大概也是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
于是从1434年开始,宣宗便反复带着军队在边地巡视。

可是,就在宣宗正准备大干一场时,他却突然病死了。

1435年正月初三,明宣宗在乾清宫驾崩,时年三十八岁。

临死之前,宣宗召见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张辅、胡濙。对他们说道:太子朱祁镇年幼,我死之后,你们要竭力辅佐他。

从宣宗留下的辅臣阵容上看,文有三杨,武有张辅,还有一个专干秘密工作的,朱祁镇的皇位应该稳如老狗。宣宗可以安心闭眼了。

但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,朱祁镇实在太能作死,纵然是有五位精英辅佐,也依然扶不起。

宣宗驾崩几天后,朱祁镇即位,改明年为正统元年,是为明英宗。

英宗即位之初,朝政有“三杨”处理,军事有张辅负责,内廷有张太皇太后盯着,大明朝的秩序也还算正常。

然而好景不长,1440年,杨荣去世;1443年,张太皇太后去世;1444年,杨士奇去世;1446年,杨溥去世。

随着三杨去世,及张太皇太后的薨逝,英宗开始亲政,一直以来被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也开始崭露头角,兴风作浪。

王振这个人,不用过多介绍。作为明朝第一代权阉,他的名气太大了。

需要指出的是,王振的专权,并非是因为英宗不理国事导致的。

相反,王振兴风作浪,完全是由于英宗在背后推波助澜的结果。

换言之,王振对于英宗而言,就是马前卒。

当时朝内老臣势力强大,英宗对此很不满。

为了制衡文武百官,英宗将王振推出去,并对其无底线的纵容。

英宗的那点心思,王振也很清楚。

对了对抗百官,或者说,为了给文官们一个下马威,王振竟然派人将朱元璋早年所立的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」八字的铁碑移出了宫外。

而英宗知道后,对此不仅不过问,反而称王振为“先生”、“翁父”,以示信任。

英宗的操作,直接把大臣们看傻了。

见王振与皇帝的利益高度绑定,一些仕途不顺,“心思活络”的大臣开始行动,竞相拿着银两去贿赂王振。

面对大臣们的行贿,王振起初是来者不拒。

后来,由于贿赂的官员太多,王振嫌麻烦,便定下受贿标准:低于一百两白银的就别来了,想求咱家办事,至少要一干两白银。

明朝中前期,朝廷禁用金银交易,白银还不是合法货币,就算是官员,手上其实也没有多少银子。一千两白银,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。

但是,为了巴结王振,与皇帝攀上关系,行贿的官员依旧络绎不绝。

当然,当时也有正直官员不买王振的账,比如时任山西巡抚的于谦。

但是像于谦这种宁可被降职、下大狱,甚至掉脑袋也坚持不巴结王振的官员,实在太少了。

或许,英宗重用王振的本意并不是祸乱朝纲。

他的初衷,也许只是想重塑权力结构。

可是,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

上梁如果不正,下梁必然歪。

英宗无底线的纵容王振,一副昏君做派,默许王振狐假虎威,导致的结果,必然就是官员纷纷暴露人性中的恶的一面。

受此影响,大明朝的政治乌烟瘴气。明朝的国势自此也开始走入下坡路。

明朝不行了,北方的蒙古必然要开始刷存在感。

1434年,马哈木的儿子脱欢率军击败阿鲁台,大体控制了漠北草原。

五年后,脱欢病死,其子也先即位。

相比于爷爷马哈木和父亲脱欢,也先的野心更大,能力也更强。

他从来不满足于做草原的老大,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仿效昔日的成吉思汗,带着草原牧民入主中原!

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,也先即位后,四面出击,先派兵攻打哈密,后又亲自率军攻打东北的兀良哈和女真族。

在也先的扩张下,西至准噶尔盆地,东至辽河的广大土地,都纳入了瓦剌的势力范围。

有一段时间,就连偏远的朝鲜半岛也处在瓦剌的军事威胁之下。

1448年,收拾完一众小卡拉米,也先开始把矛头对准明朝。

而就在此时,明朝的后院还起火了。

前面说了,从1428年开始,割据麓川的思任发便不断搞事,试图吞并周边部落,发展壮大,寻机脱离明朝统治。

对于思任发的作死行为,明朝屡屡派人宣旨,要求其安分守己,但思任发每次都拒不理会。

1438年十二月,思任发进攻掠夺腾冲、南甸、孟养等地,并在腾冲制造屠城事件。

这起事件的影响过于恶劣,明英宗不能视而不见。

随即,镇守云南的沐晟领兵征讨,拉开了明朝四次征讨麓川的序幕。

可是,由于沐晟的指挥失误,明朝的第一次征讨,最终以失败收场。

英宗得知战败消息后,大发雷霆。沐晟也因此忧惧而死。

为了镇压叛乱,之后的五年,明朝多次出兵。

面对明军的镇压,麓川土著反复横跳,时而投降,时而叛乱。

直到1446年,思任发被干掉,麓川之乱才暂时平息。

但消停了没两年,思任发的儿子思机发再次叛乱,引兵攻打孟养(缅甸孟养)。

得知消息后,明廷内部对于要不要派兵征讨,产生了分歧。

很多大臣认为麓川荒远偏隅,即便叛乱也伤不到中国根本。而北方的瓦剌强势崛起,边患日益严重,已经到了不得不防的程度。现在应该专心对付瓦剌,麓川那边,采取适当的军事打压(羁),将重点放在招抚(縻)上就可以了,没必要再派大军征讨。

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,大臣们的建议和忧虑不无道理。

土木堡之变,明朝三大营覆没,究竟谁该为此负责?土木堡之变,明朝三大营覆没,究竟谁该为此负责?

但是,由于王振希望通过打仗控制兵权,英宗也希望通过抬高王振来制衡百官,因而明朝最终的决策仍然是武力征讨。

1448年十月,靖远伯王骥率十三万大军征讨麓川。

这一战,明军如先前一样,凭借兵力优势,打得思机发狼狈逃窜。

但王骥率军班师后,麓川叛军再次拥戴思机发的儿子思禄法叛乱。

面对麓川的又一次叛乱,王骥心累了。

考虑到大军连年征战不平,军事打压恐怕难以解决问题,王骥主动派人与思禄法谈判,与其划金沙江而治,并定下盟誓:“石烂江枯,尔乃得渡。”

骥还兵,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。骥等虑师老,度贼不可灭,乃与思禄约,许土目得部勒诸蛮,居孟养如故,立石金沙江为界,誓曰“石烂江枯,尔乃得渡”。

就这样,麓川之乱才得以在形式上平定。

总体来看,明朝四次征讨麓川,虽然令麓川土著势力开始走向衰落。但明朝的损失也不小。

加之同一时期,福建、浙江还爆发了“叶宗留、邓茂七起义”。

可以说,此时的明朝,元气大伤,急需要休养生息,避免再开战端。

然而,由于王振当时的骚操作,明朝在虚弱之际,又陷入了与瓦剌的战争。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也由此拉开序幕。

1449年五月,也先向明朝派遣了一支两千人的庞大使团,对外宣称三千,想借此从明朝获得更多赏赐。

王振知道后,不仅令人严查使团人数,扣下了使团带来贸易的牛马羊群,并且还一口气减去了明英宗赏赐给也先赏金的五分之四。

王公公这时候来这一出,倒不是他重视国家利益。而是因为此前也先给他的回扣太少,没有满足他的胃口。因此,王振怀恨在心,借机报复。

也先得知王振扣了自己的赏金,大发雷霆。他早就想入侵明朝了,只是苦于找不到借口。

现在借口有了,他便不再藏着掖着,派出四路大军,分别进攻辽东、甘肃、宣府、大同,对明朝发动全面战争。

前面说了,此前由于征讨麓川,明朝元气大伤,此时不宜与瓦剌大战。

所以,当得知瓦剌大军南侵后,以吏部尚书王直为代表的大臣均主张以守为主,瓦剌军的粮草不足支撑其长期作战。只要坚守数月,也先必然撤军。如果不放心,可以派驸马井源领一支军队增援大同,稳固长城防线。

大臣们的建议,英宗起初深以为然,予以采纳。

可是,就在井源率军增援大同后,皇宫却突然传出一个爆炸消息,这个消息震惊了满朝文武——王振鼓动皇帝御驾亲征,大军五天后出发!

大臣们很清楚英宗的军事水平,就他那两下子,御驾亲征就是送人头啊!

并且,就算要御驾亲征,也要有准备。

正所谓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打仗又不是儿戏,短短五天,就想完成准备工作,怎么可能呢!

为了让英宗收回成命,兵部尚书邝埜、兵部侍郎于谦等一百多名官员以死相谏。

但此时的英宗,意念很坚定,一意孤行。

七月十七日,英宗下诏,令老将张辅,兵部尚书邝埜等一百多名官员陪同出征;留吏部尚书王直、兵部侍郎于谦等人辅佐郕王朱祁钰镇守京城。

诏书下发后,英宗带着京师三大营的二十万大军,对外号称五十万,杀向宣府、大同,踏上了不归之路。

就在英宗北上期间,驻守大同的四万明军在大同总督军务宋瑛、驸马都尉井源、总兵朱冕、左参将石亨的率领下,在阳和口(今山西阳高西北)与瓦剌军大战。

此役,瓦剌军仅三万,并且还是客场作战。

无论怎么看,明军都占有优势。

但是,由于担任监军的太监郭敬的瞎指挥,诸将难以发挥才智,明军最终全军覆没,宋瑛、朱冕战死,石亨败逃回大同,郭敬靠着躲在草丛中装死,逃过一劫。

明军兵败阳和口后,大同以北各卫所守将纷纷撤退,城堡接连失陷。瓦剌军乘势南下,攻破长城防线。

八月初一,英宗率大军抵达大同。

这时候,郭敬带着残兵也退回了大同。

见到王振,郭敬六神无主,将前线的残酷,添油加醋说给王振听。

王振听后,吓得半死,立即劝英宗退兵。

从宣府到大同的这一路上,明军尸横遍野,英宗看在眼里。此时的他,心里也在害怕。

他从小到大生于深宫之内,长于妇人之手,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,看着王振主动给自己台阶下,便立刻同意撤退。

这时候,如果大军按照计划原路返回,那就不会有后来的土木堡之变了,明英宗朱祁镇同学也不会到蒙古留学。

可是,就在这个节骨眼,王振却跳来整幺蛾子事。

王振的老家在河北的蔚州,离大同不远。

他觉得自己来都来了,不如就带着皇帝和二十万大军回老家转一圈吧,让老家的人看看我王振现在混得有多风光!

“王先生”提的要求,英宗当然是不会拒绝的。

加之,大军走蔚州,避开战区宣府,经由紫荆关入关,撤回北京,也是一条安全线路。

因此,无论是英宗还是随军的文武官员,对改道一事均没有异议。

然而八月初三,大军刚刚转向蔚州,走了五十余里,却又收到新命令——全员返回大同,沿着来时的路,返回京城。

这又是什么情况呢?

按照《明实录》记载,王振突然想起八月正是秋收的季节,浩浩荡荡的大军进入蔚州,定然会践踏破坏成熟的庄稼,而蔚州最大的地主就是他自己。

为了避免自家的庄稼被踩踏,于是王振便建议英宗收回成命,让大军再次转向。

不过,按照《宣府镇志》的记载,王振并没有建议明英宗改道。

如果《宣府镇志》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,那么朝令夕改的人,就是明英宗。

史官为尊者讳,让王振给英宗背锅了。

当然,不管是王振鬼迷心窍,还是英宗胡闹,最终倒霉的都是明军。

收到再次转向的命令,明军上下简直要疯了。

短短半月,皇帝一而再,再而三的修改计划。

由此,明军上下身心俱疲,仗还没打,将士们的士气就跌到了谷底。

明军的动向,也先看得很清楚。

他其实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了,只是因为摸不清明军实力,不敢轻举妄动。

现如今,明军士气低落,也先很清楚,只要发动攻击,必定能够击败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!

八月初十,明军抵达宣府。也先也在这一天对明军发动第一次攻击。

得知瓦剌主动进攻,负责垫后的明军将领吴克忠、吴克勤率军拦截,但全军覆灭。

英宗得到消息,命靖难名将朱能的儿子朱勇率五万人断后,为大军撤退争取时间。

土木堡之变,明朝三大营覆没,究竟谁该为此负责?土木堡之变,明朝三大营覆没,究竟谁该为此负责?

这时候,朱勇的任务很简单,布置防线,尽可能的拖住瓦剌军就行了。

但是,担任监军的太监刘僧却想立功。他在大军阵势没有摆开之前,就贸然率部突入鹞儿岭隘口,结果惨遭瓦剌军包围。

得知监军大人有难,朱勇不敢坐视不理,只得硬着头皮挥兵跟进,结果也中了瓦剌军事先设下的埋伏。

最终,刘僧、朱勇双双战死。五万明军也全军覆灭。

这场鹞儿岭之战,完完全全暴露了明军的真实战力。

不客气的说,此时明朝最精锐的军队,在瓦剌军面前,也不过是纸糊的样子货而已,随便一捅就破。

虽然吴氏兄弟和朱勇死的很窝囊,但他们的拼死拦截,还是明军主力争取到了三天时间。

三天救命的时间,从宣府撤回关内,绰绰有余。

实际上,明军当时已经赶到了土木堡,这里距离怀来只有二十五里,只要大军进入怀来,所有人就都安全了。

然而,就在明军即将逃出生天时,王振又跳出来整活了。

他对英宗说:“我还有一千多辆车没有运到,大军暂时不入城,就在这里等等吧!”

注意,不是明军的一千多辆辎重没有运到,而是王振在北上期间搜刮而来的一千多车私人财产没有运到。

兵部尚书邝埜得知王振为了自己的那点家产,竟然置皇帝安危不顾,置十几万明军将士的性命不顾,气愤不已,大骂王振混蛋。

随后,邝埜求见英宗,希望英宗先率少量精锐入关,他率主力留下,拖住瓦剌军队。

但就在这个关头,英宗拒绝了邝埜的建议。

为什么拒绝呢?

按照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的记载,英宗鬼迷心窍,表示王振不走,自己也不走,一定要等辎重车来了之后再一起走。

但是,根据近些年专家对土木堡实地考察后的研究,认为英宗驻跸土木堡的真正原因是他不甘心就此灰溜溜回京,想留下来与也先决战。

此时明军由蔚州改道,折返回大同,主动暴露在瓦剌军眼皮子底下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英宗不想回去,他想留下来打一仗。

然而,英宗糟糕的军事指挥能力,最终坑了十几万明军。

英宗选择留下后,命令部队依山扎营,而山上又没有水源,只有几口井。

试想,十几万人靠几口井,怎么可能长期坚持呢?

就这样,明军彻底陷入绝境。

八月十四晚上,瓦剌军杀至土木堡外围。

也先观察战场形势,发现明军防线以南十五里有一条河,但河边却没有明军把守。

这条河,就是胜负关键!

随即,也先派人在河流北岸布设防线,阻止明军前来打水。等到英宗发现自己的部署有多么愚蠢,派人去河流打水时,为时已晚,瓦剌军已经严阵以待,掐住了明军命脉。

到了第二天,十几万明军饥渴难耐,也先趁机派遣使者,假装与王振议和,并做出撤军,将南边的河流让出的假象。

王振不知是计,天真地就以为也先要撤军,便建议英宗移营就水。

渴了一天一夜的明军看见水源后,疯狂地扑过去,全军处于无序状态。

趁此机会,也先命令瓦剌军出击,三万瓦剌骑兵蜂拥而上,一边用汉语大喊“放下武器者不杀”,一边抡起马刀见人就砍。

这时候的明军,已经完全没有士气可言了。

一听缴械不杀,又看见瓦剌骑兵来势汹汹,便纷纷放下武器。

就这样,十几万明军顷刻之间便全军覆灭。大部分都成了瓦剌的俘虏。

在混乱中,王振跟随英宗逃命,但此时皇帝身边的护卫队早就跑没影了。

护卫将军樊忠见大势已去,气愤不已,用手中铁锤将王振捶死。

王振死后,明英宗就像失了魂一般,他不再逃跑,主动跳下马来,面向南方,盘膝而坐,等着被俘。

不一会儿,瓦剌兵冲上来,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,但见到他的衣甲与众不同,心知不是一般人物,便将情况报给也先。

也先得知后,是又喜又忧,喜的是抓了大明皇帝,真的是捡了天大的漏。

忧的是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置这个大明皇帝,杀了不好,留着也不大合适,所以就只好将英宗好生安置着,决定留着要挟大明换取钱财。

土木堡之变,明朝损失巨大。

京师三大营,二十万精锐,全军覆灭。

永乐朝留下的武勋贵族,太师英国公张辅,泰宁侯陈赢,驸马都督井源,平乡伯陈怀,襄城伯李珍,遂安伯陈埙,修武伯沈荣战死,一批名将就此殒命。

朝堂之上的高级文官,损失至少一半,包括兵部尚书邝埜,户部尚书王佐,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,刑部右侍郎丁铉,工部右侍郎主永和,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,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,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等五十余名文臣遇难。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、礼部左侍郎杨善、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。

近些年,阴谋论盛行,很多人说“土木堡之变是一场阴谋,是大明文官集团对武勋集团的一次清扫”。

可是,文官集团在土木堡也死了五十多个大佬,杀敌八百,自损一千,这算哪门子的阴谋?

总体来看,土木之变谈不上有什么阴谋论。

要说有,那也是史官为尊者讳,让王振为明英宗背了黑锅。

有明一朝,宦官仅仅是秉承皇帝意志的代言人,本身并没有足以左右皇帝的权柄,强如党羽满朝的九千岁魏忠贤,也不过是明熹宗的一条狗罢了。崇祯帝刚登基,就能轻松将其拿下。

相比于魏忠贤,王振那点权势又算得了什么?

明英宗当时已经23岁了,这么一个成年人,整场战争中,居然就像个王振的提线木偶,王公公怎么说,他便怎么去指挥群臣三军去做,全无半点异议。这怎么可能?

因此,土木堡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,必然是明英宗无疑。而王振王公公,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英宗的进退失措、指挥不当背锅罢了。

由此,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身为四朝老臣,大明朝的军神张辅,在战争期间为什么碌碌无为,全程隐身,预见不到面临的危险,只能眼看着大军蹈入死地,最终赔上了自己的性命。

一个王振,不足以让张辅三缄其口,不敢发表观点。

但是,如果这个瞎指挥的人,是身为皇帝的明英宗,这就够了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明宣宗朱瞻基也有责任。

从朱棣去世到土木堡之变,中间隔了二十五年。

二十五年,可能你会时间很短。

但是,从宋哲宗的熙河开边到靖康之耻,中间也就二十五年。

从凡尔登绞肉机到在法国投降前进入巴黎,中间也就二十年。

从古至今,二十多年看似短暂,实则并不短。这个时间,足可以让打过硬仗的老兵换过两茬了。

作为承上启下的皇帝,明宣宗在位期间,其军事成就实在太低,对边军也过于纵容,以致为后世埋下诸多隐患。

可以说,明宣宗对于父祖和儿子,都有失责的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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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镜花水月
关键词: 土木堡之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