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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历皇帝懒惰怠政,给大明带来了哪些影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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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神宗万历初即帝位时,是一个比较勤勉、善于纳谏的年轻帝王。在老师张居正的指导下,讲学、亲贤、爱民、节用。他喜爱读书,张居正认为自古帝王虽有神圣的天资,但仍要加强学习,明朝也有为皇帝开经筵日讲的传统,请求为神宗开设经筵日讲,他欣然同意。神宗每逢三六九日上朝,其余时间在文华殿设经筵讲读,有专门的讲读官给皇帝讲经史,只有遇到大寒大暑才会辍经筵,上朝的那天也会免讲读。张居正认为太仓(明朝政府储放银钱物资的仓库)入不敷出,请求神宗量入为出,减少不必要的开支,神宗虽不情愿,但大多听从他的,裁剪或禁止了一些宫中的用度、服饰、赏赐。然而,在张居正去世后,神宗年纪渐长开始掌握皇权之后,却变得懒惰怠政,他的怠政有哪些表现,这其中的缘由又是什么?

神宗的怠政,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不亲郊庙,不御朝讲,不上朝,不见大臣,奏章留中不发。

不亲郊庙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祭祀活动,“明太祖初定天下,他务未逞,首开礼、乐二局,广征者儒,分曹究讨。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、太常司,定拟祀典。乃历叙沿革之由,酌定郊社宗庙以进”,祭祀宗庙、天地本应由皇帝亲自举行,神宗以身体有恙,派大臣代替他。史书上记载,十九年(1591年),“享太庙,遣官摄行,自后以为常”,到四十一年(1613年),“二十余年不躬亲”,神宗在位的半数时间里,都是遣官代他祭祀。二十四年(1596年),嫡母仁圣陈太后去世,神宗也称病不去。

不御朝讲。十八年(1590年)取消了日讲,之后就再也没有开过经筵日讲。不上朝。从十四年(1586年)开始,神宗多次免除早朝,或许是身体原因,他自称“一时头昏,眼黑,四肢乏力,己谕卿等暂免朝讲数日,以为静养服药,使之产生功效。但近日连服药物,还是身体虚弱,头晕未止”。到四十六年(1618年),神宗“不视朝己三十载”。

奏章留中不发。对于大臣上奏的奏章,神宗也不批阅,到后期,中枢权力机构运行己经非常困难了,首辅叶向高感慨,“御前之奏犊,其积如山,列署之封章,其沉如海”,“更有朝端事体千古未见者。如,阁臣羁栖于荒庙己及三年,部、卿候命于近郊亦经数月,公车不报之疏积于丘山,言路无职之官多至百十”。

对皇帝的怠政直接牵动了统治政权中其他力量的态度:

万历皇帝懒惰怠政,给大明带来了哪些影响?万历皇帝懒惰怠政,给大明带来了哪些影响?

一、大理寺等监察机关。大理寺评事锥于仁曾上疏,指出神宗怠政的原因就是“酒”、“色”、“财”、“气”,“臣知陛下之疾,所以致之者有由也。臣闻嗜酒则腐肠,恋色则伐性,贪财则丧志,尚气则栽生”。嗜酒。一日,在宦官孙海客用教唆下,神宗出宫去喝酒,狂饮不止,醉酒后竟滋事打人。恋色。大婚后,神宗开始沉溺后宫,万历十年(1582年),一日封九殡,后来最受宠幸的郑贵妃也在这之中,一次,神宗去李太后宫中请安,又临幸了慈宁宫宫女王氏,王氏怀孕,生下皇长子朱常洛。不仅有妃殡在侧,又宠幸了十余个小宦官。贪财。神宗本质上是一个贪财的人。张居正死后,有人告发他贪污受贿,称张府中藏有宝藏,神宗对传闻中的巨额财富很是心动,将张居正和他的几个儿子兄弟都抄家,共查出万两黄金、十多万两白银。皇宫中的奢侈生活花费了大量白银,在全国大量开矿,派宦官到各地当税监矿监,搜刮民脂民膏。尚气。神宗脾气差,喜怒无常,时常无故打骂宫女宦官,有人被打死于杖下。一些直言进谏的大臣,因违背神宗心意而获罪。应当戒色、戒酒、戒财、戒气。看到锥于仁的奏疏后,神宗震怒,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,将其罢免。再则确实是有病,嗜酒和好色使得神宗的健康出现问题。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二十四岁的神宗开始出现头晕体虚的症状。

二、李太后为代表的辅佐力量。神宗年幼时,李太后、冯保、张居正都对他管教很严格。神宗在经筵上读《论语》时,将“色勃如也”读作“背”,张居正听见后,厉声训斥应读作“勃”,神宗感到十分害怕。神宗结婚前,李太后搬来乾清宫与他同住,监督他读书,稍有懈怠还会罚跪,遇到上朝的日子,李太后在五更天的时候叫他起床。一次神宗在宴会上饮酒,强迫一个内侍唱歌,内侍推脱不会,神宗用剑敲打他,李太后知道后,让神宗罚跪,数落其过错。冯保是司礼监秉笔太监,神宗小时候爱和宫中内侍玩闹,每次冯保到他宫中,他总会正襟危坐,十分惧怕冯保。神宗性格中的叛逆因素也是他怠政的原因之一。幼年时,有张居正、冯保、李太后的管教,本来就贪玩的神宗还能勉强作出勤学勤政的样子,当张居正去世、冯保被驱、李太后年老,正值盛年的神宗便自由了,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再一点就是在“国本之争”中,神宗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,他与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大多数大臣的意见不一致,大量的奏章催促他应立即立太子,使得他烦不胜烦,他索性撒手不管了,不上朝也不批阅奏章,把立太子这件大事一直搁置,好像是在和大臣赌气。

神宗长期怠政,对明朝政治统治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。“时神宗怠于政事,曹署多空”。史书上记载,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,吏部尚书孙不扬考察官员后认为“员缺数多”;二十四年(1596年),“六科中见在止有掌科一人,署印五人”,“十三道中并无一人主印”;三十年(1602年),“蓟辽总督己缺两月,延绥、陕西、河南、浙江、凤阳等五巡抚官缺事废,又天下两司方面官缺至六十员,未经补足”;三十七年(1609年),“大僚多缺”,“吏、礼二部既无尚书,也无侍郎”,

“兵部止一尚书,养病不出,户、刑、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,俱以人言注籍,通政、大理亦无见官……九卿俱旷”;四十八年(1620年),“神宗去世时,阁臣只有一人,尚书仅吏、户、兵三部不缺,刑、工、礼三部皆由人掌署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神宗统治的中后期,从中央到地方、从高级官员到低级官吏,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官现象。缺官不补,也是神宗限制大臣权力的一种方式,即使皇帝几十年不上朝、不批阅奏章,权力也要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在神宗初即位时就说过,“若用舍予夺,不由朝廷,朕将何以治天下”,当时他仅是个十岁的小孩,就己经懂得操纵权力了。明朝中枢权力自上而下的混乱使得明军在对外战争中失败。

这一时期明朝的边疆也时常被侵犯,如东南沿海的倭寇,东北的女真族。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落,建立了后金政权,是明朝的极大威胁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,明军与后金在萨尔浒决战,明军大败,后又接连失去开原、铁岭,明朝的北方门户岌岌可危。外部威肋、己经开始危及明朝统治的存在。

在这样内忧外患的重重压力下,宦官的势力不断壮大。万历四十八年(1620年),缠绵病榻多年的神宗去世了,继承皇位的是太子朱常洛,即光宗,短暂地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,朱常洛也离世了,他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,即熹宗。虽然从神宗去世到熹宗即位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皇位三次更替,其中又发生了红丸案、移宫案,但好在朝中还有杨涟、左光斗等正直大臣,熹宗顺利地坐上皇位,政局也还算稳定。但好景不长,魏忠贤的崛起将晚明政坛将推向黑暗的深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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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镜花水月
关键词: 朱翊钧